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许多篇幅论述资本主义的缘起时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就成为众多研究者研究的主题。
对封建主义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还没有进行多少：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同的转化形式，它从来没有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对于整体历史形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资本主义转化。
吉本（Gibbon）对于罗马的衰落和古典时代终结的结论是严谨的，其中也许是自相矛盾的第一次提出了这个今天才被充分认识的真理：“这是一场将被永远记住的并且至今仍然影响世界各国的革命。”与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的原始积累的特点相反，欧洲封建主义的缘起是“灾难性的”，先前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衰落，衰落中不可融合的因素的重组削弱了正常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综合，因此始终保持着混合的特点。
封建生产方式的双重的祖先自然是：曾经是罗马帝国基石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瓦解，以及蛮族入侵后日耳曼人的入侵，他们在新家园站稳脚跟，他们原始的生产方式出现扩张和转型。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在古典时代的后几个世纪中缓慢地瓦解，并互相渗透。
要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首先必须追溯整个古典世界文明发生的最初发源地。希腊罗马文明一直是各个城市的组成中心。
早期希腊城市和后期罗马共和国的自信与辉煌，其耀眼的光芒照耀了以后的多少个世纪，它的城市政体和文化所达到的鼎盛程度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
哲学、科学、诗歌、历史、建筑、雕塑、法律、行政、流通、税收、选举、辩论、征募——所有这些都出现并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成熟和强大的地步，虽然同时在城市文明的边缘总留给后人一些假象（trompe l'oeil）。
在类似的城市文明之后再没有出现过与之相称的城市经济类型，相反，支撑着其知识分子和市民活力的物质资源却被来自农村的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冲击所牵制。古典世界的绝大部分基础是庞大的、无所改变的农村。
农业经济是全部历史长河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恒久地支撑着城市文明本身的繁荣。希腊罗马的城市，从来没有手工业者、商人和生产者所控制的社团，它们最初是而且通常是土地占有者聚集的城市。无论是实行民主制的雅典（Athens），还是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Sparta）或元老院制的罗马，其行政规则必定是被农业占有者控制的。
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在城市周围的农庄中生产的谷物、油、葡萄酒——古代社会的三种主要作物。
城市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是少数的、原始的：一般城市产品不外乎织物、陶器、家具和玻璃制品。技术是简单的、受限制的，运输费用极高。古典时代生产的结果不像后期那样集中发展，而是压缩和分散，因为距离决定着相关的生产费用，而不是劳动分工。
有关古典时代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所占比重的图示说明，公元4世纪来自罗马帝国各城市的财政收入最终首次归入君士坦丁（Constantine）“五年期纳税”（collatio lustralis）所规定的帝国税收体系，即城市财政收入总额不得超过土地税的5%。
当然，两种经济产量的统计并不足以削弱古典时代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因为在一个正规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交换的毛利是极小的，但是它从根本上超过任何农业经济的优越性仍然是决定性的。
造成古典文明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形式的前提是其海洋文明特点。希腊罗马文明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的精华，因为内陆贸易只能通过水路连接，海上中途和长途运输是实现物物交换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海洋对于贸易的巨大重要性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看出：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在地中海两岸的叙利亚和西班牙之间运输大麦，海上运输距离比陆路运输短75英里。
因此，拥有曲折的岛屿、港口和岬角的爱琴海地区成为最早的城邦发源地，并不是偶然的；雅典作为城邦的典范，其建立应得益于它的海上商业运输的优势；当希腊化时代希腊殖民运动向近东地区扩张时，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成了埃及的主要城市，它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港口首都；位于台伯河上游的罗马成为水边大都市。
水是贸易和交往中不可替代的中介，它使城市有可能向更集中和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并远远超过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海洋是古典时代奇异光辉的向导。古典时代城市和乡村的特定结合是可能使用的最后一步，因为这在中心地区是不存在的。
地中海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内陆海，它拥有最快捷的海上运输速度和抵抗最大风浪的陆地避风港。古典时代在全球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与它的地理优势密不可分的。
换言之，地中海为古代文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其历史内涵和新意却是其中的城市联系的社会基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是希腊罗马世界的重要发明，它是希腊罗马兴旺和衰亡的决定性特点。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必须加以说明。
奴隶本身在整个近东文明中以各种形式存在（其后亚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一直是一种不纯正的司法形式——经常采取债务奴隶和刑事劳役的形式——在其他混合的劳役形式中，它只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等级中带有依附和不自由特点的不定型的社会统一体中的低级形式。
它也从来不是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各君主政体中残余的血统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它是主要的乡村劳动力的边缘存在的一种残余形式。
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帝国——与后来地中海世界稀疏的、旱地农业形式相对立的，建筑在集中的、灌溉农业基础上的大河国家——并不是奴隶制经济，而且它们的司法体系也缺乏鲜明的单独的奴隶制的观念。
是希腊城邦最早在形式上确立了绝对的奴隶制度并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从一种从属的设施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生产方式。古典希腊化世界当然从来没有停留在完全使用奴隶劳动上，自由农民、依附民和城市工匠一直在不同的希腊城邦中以不同的形式结合，而且与奴隶制并存。
此外，他们自身在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内部和外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比例都会有明显改变：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组合，古典时代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但是，古希腊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它控制着各类地方经济之间繁杂的关系，它给整个城邦文明留下深刻印记。
罗马也一样。在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股票配资开户，罗马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奴隶制在劳动体系中是庞大的和普遍存在的。古典城市文化的顶点以奴隶制的鼎盛为标志；它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基督教的罗马的衰落同样以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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